要看清一句话在争什么，先得看清当时什么是不用说的。
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法国，文学研究的主流做法叫「文学史」，它有一套非常完整、非常体面的工序：先查作者的生平，再查他读过什么书、经历过什么事、写作时处在什么心境；然后把作品放回这条生平线上，找出作品里的每一处与生平相对应的地方；最后，用生平解释作品——这句为什么这么写，因为他那年丧父；这个人物为什么这样，因为他影射的是某某。这套做法在朗松之后被制度化，成为大学文学系的标准训练，也是中学会考的标准答案格式。它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：作品是一个人写出来的，所以作品的意义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找到根据。
这个前提在当时不是一种学说，是一种常识。它体面、可教、可考核，而且给了批评一个明确的终点——找到作者，解释就结束了。巴特要动的正是这个终点。
同时，另一件事正在发生。语言学从索绪尔起就把语言看成一套差异系统：一个词的意思不在它自己身上，在它与别的词的分别里。到六十年代，这套看法从语言学扩散出去，进了人类学（列维-斯特劳斯把神话看成关系束）、进了符号学、进了叙事分析。它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变化：研究者手上的第一个动作，从「这是谁写的」变成了「这套系统里有哪些位置」。作者在这套操作里根本没有位置可站——不是被否定，是被跳过。
还有第三件事，比前两件更少被提起，却是这篇文章真正的发表条件。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，纽约出了一份叫《阿斯彭》的刊物，它不装订成册，而是装在一只盒子里寄给订户：里面有活页、有胶片、有唱片、有可拆的卡片。第 5–6 期是极简主义专号，由布莱恩·奥多尔蒂编辑，收进了三篇文章的活页，巴特那篇是其中之一，同一只盒子里还有约翰·凯奇的录音、梅塞·坎宁安的舞谱、罗伯-格里耶的文本。一份没有装订顺序、由订户自己决定先看哪一张的出版物——这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次落地的地方。
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，处境就清楚了：一套用作者结账的批评常识，一套跳过作者的分析工具，和一个把编排权交给收件人的载体。巴特不是在这三者之间调停，他是把第三件事当成了对第一件事的判决。
需要说清的还有一点：他不是第一个反对用生平解释作品的人。英美的新批评早在四十年代就立过「意图谬误」（本栏第 015 条），说作者想干什么与作品干成了什么是两件事。但新批评把作者赶走之后，把位置交给了作品自身的结构——诗还是一个封闭的、有唯一正解的东西，只是解的钥匙从传记换成了文本内部。巴特要走得更远：他不打算把那个空出来的裁决位置再交给任何人。这是他与新批评的分界，也是后面所有争论的起点。
上面说的三件事是背景。但这篇文章是从一场具体的、指名道姓的争吵里长出来的，不写这一段，第五步那句「批评给自己发了一张可以停下来的许可证」就只是一句俏皮话。
1963 年，巴特出了一本《论拉辛》，用他自己那套读法处理法国古典戏剧的正典。1965 年，索邦大学的拉辛专家雷蒙·皮卡尔写了一本小册子回击，标题极不客气：《新批评还是新骗术》。他的指控有三条，条条都不是空话：一，这套读法没有可核的证据，凭的是联想；二，它用一套外来的语汇（精神分析的、社会学的）覆盖文本，而这套语汇本身不受检验；三，它不可被反驳——因为无论文本说什么，都能被读成它的主张。皮卡尔背后站着的是整套朗松式的学院建制，他手上有的是可核的东西：版本、年表、书信、当时的舞台惯例。
1966 年，巴特出《批评与真实》回应。他的回应里有一步是关键的，而这一步直接通向一年后的《作者之死》：他不去证明自己的读法比皮卡尔更准，他去问皮卡尔那套读法凭什么算准。他指出，学院批评自称只做实证、不做解释，可它每一次把作品挂回作者的生平时，都已经做了一次解释，而且是一次不承认自己是解释的解释——它把自己的那一套读法说成了「事实」，从而免于被检验。
这一步是全部后续的支点，本栏必须把它单独标出来：争论的焦点不是「谁读得对」，而是「谁有资格宣布读完了」。皮卡尔的那套工序有一个内建的终点——查到作者那里就到底了；巴特要做的，是把这个终点揭穿成一个约定，而不是一个事实。
把这一段放进来之后，第五步的意思就实了：「舒服的批评」不是一句嘲讽，是对皮卡尔那一整套建制的指认。而《作者之死》之所以写成一篇没有注释、没有文献表的七页文章，也就有了处境上的解释——面对一个用文献表定输赢的对手，交出一份文献表就等于接受了他的规则。
这一段同时给出了本条的一处诚实的代价。皮卡尔的第三条指控——不可被反驳——巴特从未正面回答过，本条也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本栏第二节非要把承重命题改写成可反驳的形式、第六节非要列出七处失效条件不可：不是为了给它挑刺，是因为它自己欠着这一笔，六十年没还。本栏替它还上，它才上得了碰撞台。
把这篇文章能承重的东西压成一句，且写成可以被反驳的形式：
文本的意义不在它背后的那个人身上；文本是各种既有语汇的编织，它的统一不落在起点（作者），而落在终点（读者）。因此，用作者的身份、经历与意图来限定一个文本可以怎样被读，是一种无根据的限定。
可被反驳的形式：只要能指出一种情形，在其中「谁写的」这一信息不可被替代地改变了文本本身的读法、且这一改变并非来自读者自己的补足，本命题即被动摇。
请注意这句话里被刻意留下的两处松动，它们决定了后面第六节能不能真的下刀。
第一处：命题说的是「不在那个人身上」，不是「作者不存在」。写文章的人当然存在，会拿稿费、会挨骂、会被告上法庭。巴特要拆的不是那个人，是把那个人当作意义终点的那个装置。这两件事在传播中被合并了六十年，而它们并不是一件事——第 040 条福柯的「作者功能」，正是从这个合并处切进去的。
第二处：命题把统一点从起点挪到了终点，却没有说这个终点是谁。文中的读者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不带历史、不带身世、不带任何可查的身份，只是文本的各条线索汇合的那个位置。这一挪，把「作者说了算」换成了「没有人说了算」，而不是换成了「读者说了算」——很多引用者把这一步读反了。第八节会指出，这个读反本身后来长成了一整片东西。
「作者已死」在六十年的使用里，其实一直是三句话，强度递减。碰撞时选错档，整跑作废——因为最强的那档几乎必错，最弱的那档几乎必对而无信息量。本栏把三档列出来，并指明本条实际主张的是哪一档。
强档：文本的意义与写它的人无关。这一档几乎必错，第六节七处失效里有五处直接打在它身上。本条并不主张这一档，但流传中大量引用是按这一档用的。在碰撞里选这一档，等于自带一个已知的漏洞去撞，撞出来的东西没人会认。
中档（本条实际主张）：意义的统一点不落在起点，而落在终点；因此用作者的身份与意图限定一个文本可以怎样被读，是无根据的限定。这一档有信息量，也可被反驳——第二节给的那个反驳形式正对着它。本栏第二节的承重命题写的就是这一档，第六节的七处失效也是按这一档来数的。
弱档：作者的意图不等于作品的效果。这一档几乎必对，但它早在 1946 年就被新批评说过了（第 015 条意图谬误），本条在这一档上没有增量。如果一次碰撞最后只用到了弱档，那说明本条被选进来是多余的，应当换家。
这个三档表是本栏第一次用，将来每一条正文的第二节都要做一遍。理由很实在：一条思想在流传中总会长出比它自己强的版本和比它自己弱的版本，而碰撞台上撞的必须是它自己那一档。不先分档，撞的往往是它的传言。
全文只有七页，走了六步。下面按它自己的次序辨读，改述为主，出处标在第十节。
第一步，用一个句子把问题问出来。他从巴尔扎克《萨拉辛》里取一句描写——写的是一个扮成女人的阉伶——然后问：这句话是谁在说？可选的答案他一个个摆出来：是小说里的主人公？是作为个人的巴尔扎克？是作为作者的巴尔扎克？是当时通行的关于女性的成见？是浪漫派的心理学？摆完之后他不给答案。关键的一步在这里：他说这个「答不出来」不是有待解决的难题，而是写作本身的构成条件。——这一步是全篇的支点。如果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靠考证解决的问题（比如查巴尔扎克的手稿、查他对阉伶的看法），整篇文章就不成立；如果承认它答不出来，那么后面每一步都跟着落下来。
第二步，把「作者」说成一件历史产物。他给出一条谱系：讲故事在前现代是一种中介性的表演，讲的人是转述者不是创造者；「作者」这个形象是现代的发明，是由英国经验论、法国理性主义和宗教改革以来对个人的看重共同装配起来的，实证主义把它固定成了批评的标准动作——要解释作品，先找到作品背后那个人。这一步的作用是把常识降格为习惯：如果作者是被造出来的，那它就可以不被造。
这一步也是全篇最脆的一步。它给的是一条粗线条的思想史，没有做实证的年代学——哪一年、哪一部作品、哪一份合同、哪一条法令使得「作者」从转述者变成了所有者，他一个也没有给。这条谱系后来被别人补上了（第八节会说到，福柯从话语与责任的角度补，法律史与出版史从著作权立法的角度补），但在这篇文章里它是一条断言，不是一份证据。第六节会用这一点。
第三步，换掉写作的时间结构。通常的想法是：作者先于作品，像父亲先于孩子，作者养育作品，作品是作者过去经历的沉淀。他把这个结构换成另一个：写作的人与文本同时诞生，不存在一个先于书写而在的、可以被书写表达出来的内部。写的动作不是把已经有的东西倒出来，是在动作里同时把那个位置立起来。
这一步在术语上最容易被误读成玄学，但它其实说的是一件很实的事：你无法在作品之外找到一个可核的「他本来想说的」。你能找到的只有别的文本——日记、书信、访谈、手稿。而这些同样是写出来的，同样得被读。追到底，你没有走出文本，只是换了一堆文本。
第四步，把文本说成引文的编织。他说文本是一个多维空间，各种写作在其中交汇、争执，但没有一种是原创的；它由无数文化中心来的引文织成。作者能做的是搀和已有的写法，不是发明新的写法；他手上的那本词典，词与词只能互相解释，永远解释不到词典外面去。
这里要辨一处：这不是说作者没有做事，是说他做的事不是「创造」而是「调配」。把「引文的编织」读成「一切写作都是抄」，是把一个关于意义来源的命题，读成了一个关于劳动价值的判断。文中没有这一步。第六节会指出，这个误读带来的后果比原命题严重得多。
第五步，把批评的终点撤掉。他说，给文本安上一个作者，就是给文本安上一个封顶：一旦定下是谁写的，解释就有了终点，批评的任务变成了在作品里找出那个人，找到了就算完成——他称这种批评是舒服的，因为它给自己发了一张可以停下来的许可证。撤掉作者，就是撤掉这张许可证：文本从此没有可以最终结账的地方。
第六步，把统一点挪到读者。他说，文本的统一不在它的来处，在它的去处；那些散落的引文之所以能聚在一起，是因为有一个位置把它们同时收着，那个位置就是读者——但这个读者没有历史、没有身世、没有心理，只是那个把所有痕迹收在一处的地方。末句是那句流传最广的话：读者的诞生要以作者之死为代价。
辨读到这里，有一件事必须点出来：全文六步，前五步都是在拆，只有第六步是在立，而第六步只用了不到一页。拆的部分做得又准又狠，立的部分几乎没有工序。「读者」这个位置怎么运作、它凭什么能把互斥的引文收在一起而不散架、两个读者收出两个不同的东西时算谁的——一句也没有。这不是疏忽，是这篇文章的体裁决定的：它是一篇宣告，不是一份方案。后面六十年，接手把第六步做成工序的，是别人（第 037 条姚斯的期待视野、第 047 条伊瑟尔的空白、以及费什的解释共同体），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，与巴特这一步并不完全兼容。
这篇文章的传播史里，走样大半出在三个词上。这三个词在汉语里都有稳定的译名，而译名各自带走了一点东西。
「作者」（auteur / author）。文中这个词不是指写字的人，是指一个可以用来结账的位置。这个位置有三项职能：它把一批文本归成一堆（这些是同一个人的），它给这堆文本的解释设一个终点（问他就知道了），它承担这堆文本引起的后果（骂他、告他、给他发奖）。巴特要撤的只是第二项。汉语「作者」这个词的日常用法里，三项是浑然一体的，所以「作者已死」在汉语里天然被听成「写字的人不重要了」，而这不是原命题。要恢复原意，几乎每次都得先把三项拆开说一遍——这正是第 040 条能在汉语学界比本条更好用的原因之一：福柯的说法自带这个拆分。
「书写者」（scripteur）。他造这个词，就是为了顶掉「作者」的三项职能里的前两项，只留下一个在纸面上落笔的动作者。汉语通常译作「书写者」或「誊写者」。这个译名带走了法语里的一层意味：scripteur 与抄写员（scribe）同源，暗指一个不拥有内容的执行位置——像中世纪抄经的僧侣，他写，但那不是他的。这一层在汉语里几乎丢干净了，于是「书写者」听上去只是「作者」的一个中性同义词，原文那种降格的力度没有过来。
「读者」（lecteur）。前面第二节已经点过：文中这个读者不带历史、不带身世。这里再补一层辨读上的要紧处——它在语法上是单数、在功能上是位置。也就是说它不是「读者们」，不是一群人，更不是「大众」。把它读成「群众说了算」「市场说了算」，是把一个结构位置读成了一个社会集团。九十年代之后汉语批评里那句常见的「作者已死，读者为王」，就是这么读出来的——而「为王」恰恰是本条最不主张的事：它撤的是王位，不是换个人坐。
还有一处不在字面上、却承重的东西：这篇文章自己的写法。
七页里没有一条注释，没有一份文献表，引用巴尔扎克时不给版本与页码。这在 1967 年的法国学术写作里不是常态，是选择。没有注释的文章，等于取消了「向权威结账」这个动作——注释的功能正是把一句话挂回某个可以负责的来源上去，而这篇文章通篇拒绝这样挂。它用自己的形式，把第五步（撤掉终点）先做了一遍。
本栏必须把这件事说清楚，因为它同时是一处强项与一处代价。强项：形式与主张一致，这在思想文本里并不多见。代价：它因此没有留下任何可核的东西——第四节里那条「作者是现代的发明」的谱系，第三节里那句关于前现代讲述的断言，都没有材料可查。一篇取消了结账动作的文章，也就取消了别人核对它的通道。这一点在碰撞时非常关键：本条不能被当作事实来源使用，只能被当作判断来源使用。
本栏体例里最容易被跳过、也最值钱的一节。被推翻的老前提不是一句空话，它当年是被人用具体材料立起来的，那些材料今天还在。
老前提的完整形式：作品是某个人的表达，因此该人的意图、经历与心理是作品意义的根据；批评的任务是把这个根据找出来。
它至少由四副脚手架撑着，四副的搭建者、材料与年代都不同。分开数它们，是因为这篇文章对四副的效力完全不同——而效力的差别，正是判断一条思想有多大力气的地方。
第一副：浪漫派的作者观（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）。华兹华斯把诗说成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；爱德华·杨格在《试论独创性写作》（1759）里把独创之作比作有生命、自己长出来的东西，而把模仿之作比作被制造出来的物件。这一副提供的材料是「原创」这个概念本身。要看清它的分量，得记住在它之前是什么样：模仿前人不但正当，而且是主要的写作方式，一个诗人的本事就体现在他把前人的句式化用得多好。杨格那一步之后，独创性成为价值的第一标准——而独创性只能归给一个人，不能归给一套传统。作者被立起来的那一刻，正是原创被立起来的那一刻。
第二副：著作权法（十八世纪起）。1710 年英国《安妮法令》第一次把复制的权利授予作者而非出版行会；此后两百年，各国立法逐步把作者确立为一个法律主体：享有权利、承担责任、可以转让、死后若干年权利仍存续。这一副提供的材料是可执行性。浪漫派的作者观是一种信念，著作权法把这种信念变成了可以在法庭上被强制执行的东西。信念可以被一篇文章动摇，强制力不能。这一点决定了本条六十年的命运（第八节第四段）。
第三副：朗松式的文学史与它的考核制度（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）。朗松把文学研究做成一门有工序的学问：查版本、考年代、编年谱、追影响，用可核的材料把作品挂回作者的生平线上。这一副提供的材料是可教性与可考核性。一个中学生可以被教会这套动作，一份考卷可以据此判分。这是四副里最不显眼、也最难拆的一副——因为它不是一个观点，是一套已经嵌进学校、教材与考试的日常操作。观点可以被反驳，操作只能被替换；而在 1967 年，没有人拿得出一套同样可教、可考核的替代操作。
第四副：出版与市场（十九世纪至今）。这一副在原文里完全没有出现，本栏把它补上，因为不补它，第八节第三段就说不通。署名在市场上是一件可定价的资产：它决定一本书摆在书店哪个位置、能不能预售、值多少版税、能不能改编。作家个人的形象——照片、访谈、生平故事——是出版营销的核心工序。这一副与第二副是一对：一个把作者变成权利主体，一个把作者变成价格标签。两者互相加固，且都不经过解读层。
四副的分工，正好解释了这篇文章的实际命运：它把第一副打得最痛（原创神话至今没缓过来）；把第三副动摇了一半（大学里生平考据仍在做，但已不敢自称是解释的终点）；而对第二、第四副几乎没有效力——著作权保护期在这六十年里延长了，作家个人品牌的商业价值上升了，直到本栏第 093 条那场关于训练语料的诉讼，第二副仍然是决定谁付钱给谁的那把尺子。一条思想推翻了四副里的一副半，剩下的两副半在半个世纪后回来把账重新算了一遍。判断一条思想有多大力气，要看它没能撼动的是哪一副。
这一节是本栏为汉语读者补的，也是这一条最容易被含糊过去的地方。「作者已死」进入汉语批评时，它面对的老前提并不是巴特面对的那一副。
汉语批评里与之对应的那一副，至少有两条明线。
一条是「知人论世」。出自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读一个人的诗、读他的书，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？所以要论他的世。这一条被后世确立为读解的正当程序，与朗松那一副在功能上极其相似——都是把作品挂回作者的生平与时代。但两者的根据不同：朗松那一副的根据是实证主义的因果解释（生平是因，作品是果），孟子这一条的根据是交友——原文的上下文是在说怎样与古人为友，读其书是为了认识那个人，不是为了解释那本书。目的地不同：一个终点是作品的意义，一个终点是那个人。这个差别决定了本条打在它身上是打偏的：巴特撤销的是「用作者解释作品」，而「知人论世」求的本来就不止是解释。
另一条是「以意逆志」。出自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说诗的人，不要因为个别的字损害对整句的理解，也不要因为句子损害对本意的理解，要用自己的心意去迎接作者的志——这样才算读到了。请注意「逆」这个字：它是迎、是往回接，不是复原。这条说法里，读者的心意是主动的一方，它去迎作者的志，而两者相遇的地方才是「得」。这比巴特要拆的那副脚手架柔软得多——它从一开始就把读者放进了意义的构成里，只是没有取消作者那一端。
再加一条更远、也更锋利的：「诗无达诂」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精华》里的话，说诗没有通达无碍的确解。这一条在结论上与本条极近——都主张没有可以停下来的最终读法——但它的根据完全不同：它出自经学内部对文本丰饶性的承认，而不是出自对作者这一装置的拆解。它不需要作者死，就已经不给终点。
这一节的结论，是本条在汉语语境里最要紧的一句：「作者已死」在汉语批评里被当作一件外来的解放工具引进，但它要拆的那副脚手架（浪漫派原创神话 + 实证主义生平因果）在汉语传统里本来就不那么硬，而汉语这边真正硬的那一副——以文观人、以人定文的德行—文章连坐结构——它恰恰没有正面处理。结果是这句话在汉语里常常打空，或者打在一个已经比较松的地方。要在汉语材料上真正用它，得先把它的靶子换掉；换靶子之后它还剩多少力气，是一个尚未有人认真做过的题目——本栏把它记为一处开着的口子。
未给读数。《作者之死》没有提出任何可计量的量，也没有给出任何带分母的比值。它是一份宣告，不是一台仪器。
本栏的规矩是：没给读数的，明写「未给读数」，不许硬凑。为一篇没有量纲的文章编出一个「作者依赖度」或「意义封顶率」，会让它看起来更科学，也会让它在碰撞时提供假材料——碰撞台上最坏的事不是缺一个读数，是接过一个别人替它编的读数。
但「未给读数」不等于「不可能有读数」。这一节的正经工作，是把它若要有读数、那读数会长什么样写出来，并说明它为什么在原文里长不出来。
候选一：可替代性检验。取同一段文本，在两组读者处分别标注不同的作者身份（或不标），比较两组读出的意义分布。若分布无差异，说明「谁写的」这一信息在这段文本上是可替代的。这个读数的分母是被比较的文本段数，不是读者人数——因为命题谈的是文本的性质，不是读者的性质。这类检验后来真的被做了（第八节会说到署名效应的实验），而结果对本条不利。
候选二：封顶率。取一批已发表的批评文章，数其中有多少篇的解释链条最终停在「作者的生平／意图」这一步。这个比值的分母是批评文章总数，分子是以作者结账的篇数。它可以逐年测，用来看这篇文章的实际效力。这个读数在原文里长不出来的原因很实在：巴特写的是一篇七页的活页文章，他没有语料，也不打算要语料。
为什么原文里长不出来，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。命题的核心词是「统一」——文本的统一落在终点而非起点。而「统一」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被操作化：一个文本在什么条件下算「统一了」，两个读者收出两套东西时算不算统一，文中一句也没有说。核心词没有操作定义，读数就无处生根。这不是巴特的疏忽，是宣告体裁的固有代价：宣告要的是不可反驳的力度，而可操作的定义恰恰会把这份力度削掉。
把这一点记住，因为它在碰撞时是可用的：本条能供的是位置与判断，不能供读数。三家碰撞时，若三家都像它一样只给判断不给读数，那一跑必定撞不动，必须换掉至少一家。
前面两个候选读数都还停在设想。这里把第一个候选往下推一步，推到可以被真正执行的程度——因为本栏的用途是碰撞，而碰撞要的是能落地的分母。
设计。取一批长度相当的文本片段（比如三百到六百字），每段随机分入四种条件：不标来源、标一个真实作者、标一个虚构作者、标明「由模型生成」。同一批读者各读若干段，读后回答同一组问题：这段在说什么、说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、你有多确定。
读数。不测「喜欢不喜欢」——那测的是态度不是意义。测意义分布的离散度：同一段文字在四种条件下，读者给出的主旨概括之间的相互一致率。分子是被独立标注者判为同义的概括对数，分母是概括对的总数。四个条件下的一致率如果无显著差别，本条的中档主张在这批材料上成立；如果标注真实作者那一条的一致率明显更高，说明来源信息确实在收拢意义，本条在这批材料上判错。
为什么必须用一致率而不是准确率。准确率要有一个标准答案，而标准答案只能来自作者或来自权威读法——用它去检验一条关于「不该有标准答案」的命题，是拿被检验者的对立面当尺子。一致率不需要标准答案，只需要读者之间的相互对照，这是本条唯一能被公平检验的量。这一处是本节最要紧的一句：给一条命题设计读数时，尺子不能预设它要否定的东西。
这个读数在本栏别处也用得上。它其实就是九之二那一跑里「来源痕迹浓度」的另一面：一个从产出端测（痕迹可不可辨），一个从接受端测（来源信息收不收拢意义）。两者可以互为对照——如果某批材料痕迹浓度低、而来源信息仍在收拢意义，那么收拢的就不是文本里的东西，是读者自己带来的期待（第 037 条）。这条推论本身可作一次独立碰撞的起点。
判不错的思想不是强，是空。下面七处是本条真会判错的地方，逐处给出材料。
第一处：署名本身改变阅读，而且这个改变不来自读者的补足。这是本条最硬的失效条件，因为它正对着第二节里那句可反驳形式。有大量证据表明，同一段文本挂上不同的署名，读者的评价与解读会系统性地偏移：性别化的笔名、有名与无名、本国与外国作者，都能造出可观测的差值。更要紧的是，这个差值不能被解释为「读者自己补足了意义」——它是在读者不知情、也不自认为受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。换句话说，「谁写的」这一信息不是一层可以被剥掉的外衣，它进了阅读本身。本命题在这一处判错。
需要精确地说明它错在哪一层：巴特可以退一步说，署名效应恰恰证明了作者是一个被制度装配起来的功能，而不证明作者是意义的根据。这个退法是成立的——但它已经不是原命题了，它是第 040 条福柯那句话。也就是说，本条在这一处失效之后能保住的，只有它退到福柯那里去的那一半。
第二处：需要归责的文本。诽谤、伪证、剽窃、悔过书、遗嘱、招供、临床记录。这类文本的意义与「谁写的」不可分割，且这种不可分割不是解读上的偏好，是制度上的强制。凡是文本要承担后果的场合，作者都死不掉。本条在文学作品上说得通，一出文学的边界就不成立——而它自己并没有把边界划出来。这一点是它与第 040 条的第二处分野：福柯把作者说成「分配责任的功能」，正好覆盖了这一整片本条覆盖不到的材料。
第三处：作者的在场是作品构成部分的那些体裁。自传、回忆录、见证文学、非虚构（本栏第 081 条）、行为表演、以及一切以「我在场」为效力来源的写作。读普里莫·莱维的奥斯维辛见证，若把作者的身份剥掉，剩下的不是同一个文本的另一种读法，是另一个文本。见证的效力全部来自那个具体的人确实在那里。本条在这里不是判错一点，是整条失灵。
第四处：第二节点出的那个空缺——「读者」没有身份。命题把统一点挪到一个不带历史的位置上。可一旦承认读者有身份（有阶级、有性别、有语言、有时代），那么「读者的诞生」就不是一件事，是无数件互不相同的事，而它们凭什么算作同一个统一点？本条没有答案。这个空缺后来被两批人从相反方向填：一批（接受美学、解释共同体）把读者做成有历史的群体，代价是重新引入了限定意义的权威，只是权威从作者换成了共同体；另一批（女性主义批评、后殖民批评）指出，宣告作者已死的时机很可疑——那些刚刚才争到署名权的写作者，被告知署名不再重要。这一批的批评不是理论上的反驳，是时机上的反驳，而时机上的反驳本条无从回应。
第五处：它自己是一篇署名文章。这不是抖机灵。这篇文章的全部影响力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它是巴特写的：是他这个位置上的人在这个时候说了这句话，才使它成为一个事件。命题若成立，它自己的传播史就不成立。这处自指不能靠区分「理论层」与「事实层」化解——因为本条主张的正是那道区分不该存在。它只能被承认为本条的一个真实代价。
第六处：口述、集体与匿名的写作。本条的靶子是一个单数的、拥有作品的作者。但大量文本从来就不在这个结构里：史诗的口头传统、话本与说书、剧场里由排练改出来的台词、编辑深度介入的连载、匿名的碑刻与檄文、以及今天的网络接龙与同人。对这些材料，本条不是判错，是无从落刀——它宣告要杀的那个东西根本没在场。这一处的意义在于：它显出本条的适用域比它自己声称的窄得多。它讲的是现代欧洲印刷文学那一段，而它用的是关于「写作」的普遍语气。用普遍语气讲一段局部历史，是本条最大的形式代价。
第七处：编辑、译者与出版环节的可见性。本条把作者撤掉之后，纸面上就只剩文本与读者两端。可实际上一段文字到达读者之前，经过的手不止一双：编辑删改、译者重写、排版决定断行、平台决定推荐。撤掉作者并没有让这些中间环节显形，反而让它们更隐蔽了——因为一旦不再追问「谁写的」，也就不再追问「谁改的」。这是一个反直觉的后果：一条以解放为名的命题，在实际操作上减少了对生产链条的追问。第 048 条（文学生产方式）与第 073 条（按章计费）正是从这个反方向切进来的。
七处合起来的读法。本条在「现代印刷文学作品的解释」这一窄域内站得住，一出这个窄域——归责、见证、署名效应、读者的历史身份、它自身的传播、口述与集体写作、被撤掉作者后反而更隐蔽的编辑与译者——就逐处失效。这恰恰使它在碰撞时非常好用：一条边界清晰的思想比一条到处都对的思想有用得多，因为你知道把它推到哪里它会先断，而先断的地方就是问题的形状。
同一件事在不同语汇族里有不同的名字。碰撞时最怕的就是撞上一个只是改了名的东西，因此这一节逐条注明族名。
意图谬误 英美新批评族 最近的一位邻居，也最容易被当成同一条。分界在：新批评撤掉作者后把裁决权交给文本结构，仍保留唯一正解；本条撤掉作者后不把裁决权交给任何人。共有前提：作者的意图不是意义的根据。分歧：有没有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。（本栏第 015 条）
作者功能 话语分析族 同一年代的最近邻。它不说作者死了，说作者是一种在话语中分类、限定与分配责任的功能。它覆盖了本条第六节第一、二处失效的全部材料，因此在碰撞时通常比本条更耐用，但它也因此不再拥有本条那份宣告的锋利。（第 040 条）
互文性 符号学族 「文本是引文的编织」这半句的技术化版本。分界在：互文性是关于文本之间怎样取用的描述，不含关于裁决权的主张。把两者混用，会把一个描述性的工具当成一个规范性的判决。（第 045 条）
解释共同体 读者反应批评族 把本条第六步做成了工序，代价是重新引入权威。它与本条不兼容：本条要的是没有人说了算，它给的是共同体说了算。引用时把两者并列，等于同时主张两件互斥的事。
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族 同样接手了终点那一步，但把读者做成有历史的群体。它填了本条第六节第四处的空缺，代价是失去了本条的普遍形式。（第 037 条）
去中心化的主体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族 本条在人的问题上的上位说法。分界在：本条只处理「写作者」这一个位置，不处理主体一般。把本条读成一份关于人的哲学，会让它承担它没有承担过的东西。
合著与贡献分配 科学计量与科研伦理族 一个远族，但极其有用的对照：同一批人也在问「谁算作者」，给出的却是可操作的判据（是否参与设计、是否能对全文负责）与可核的贡献声明。同一个问题，一族给宣告，一族给表格。碰撞时把这两族放在一起，本条的「未给读数」会立刻显形。
作者身份归属 计算文体学族 用词频与句法特征反推谁写的。它在操作上与本条正相反：本条说署名不该限定阅读，它说署名可以被从文本里算出来。第 090 条（写得像不再是证据）正是这一族在大模型时代的翻车现场。
上面八条异名全部出自西文学术的语汇族。本栏既然要用汉语材料做碰撞，就必须把汉语这一侧的对应说法也列出来，并且同样注明族名与分界——否则碰撞时会出现最坏的一种情况：拿一条汉语的老说法去撞一条西文的新说法，撞了半天才发现两者本是同指。
诗无达诂 汉代经学族 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精华》。诗没有通达无碍的确解。结论上与本条极近——都不给一个可以停下来的最终读法。分界在根据：它出自经学内部对文本丰饶性的承认，认为经典本身含蕴无穷，所以解不尽；本条出自对「作者」这一装置的拆解，认为根本没有可结账的地方。一个说井太深，一个说没有井。碰撞时若把两者当同指，会漏掉最有价值的那一处差别：前者仍然承认有东西在那里等着被取，后者不承认。
得意忘言 先秦道家族 《庄子·外物》：言是用来承载意的，得了意就可以把言放下。方向与本条正相反。它把文本当作通往某个可抵达之物的通道，通道用完即弃；本条主张追到底只是换一堆文本，根本没有通道尽头的那个东西。这一对是本栏目前找到的最锋利的一组反向异名——同一个题域、同一个操作（把注意力从文字上移开），而移开之后一个指向有、一个指向无。建议作为一次独立碰撞的双家候选，不要浪费在附注里。
文如其人 汉语文章学与士人品评族 这不是本条的同指，是本条在汉语里真正的对手，第四节之二已经指出过。它主张文章与写文章的人在品性上同构，因而读文可以知人、也因而人品可以定文品。它比浪漫派的原创神话更难拆，理由有二：一，它不只是解释装置，还是评价装置与选拔装置（自察举至科举，文章一直是判人的凭据）；二，它在日常语感里至今生效——一篇文章被认为「露出了作者的底色」，是汉语读者极自然的反应。本条从未与它正面交手过，而这正是本栏第四节之二记为「开着的口子」的那件事。
三条合起来看，本条在汉语里的处境就清楚了：它带来的结论（没有最终读法）在这里早有本地版本且根据更厚（诗无达诂）；它反对的东西（通道尽头有个可抵达之物）在这里有一个更极端的版本（得意忘言）；而它真正该撞的那一副（文如其人）它够不着。一条外来思想的力气，一半取决于它自己，一半取决于它落地时靶子有没有换。本栏后面凡涉及汉语材料的条目，第七节都要做这一步。
西文那八条里，只有两个是真正的同指——意图谬误的一半，与互文性的一半。其余六个都只是邻居。这一点在碰撞选源时必须记住：把邻居当同指，会以为已经撞过了；把同指当邻居，会撞出回声。
六十年分四段，另加汉语这一侧的一条支线，与三条今天可用的读法。每段末尾标出这一段留下的东西今天还在不在服役。
第一段（1967–1977）：从活页到教科书。文章先以英译活页出现在一只盒子里，次年出法文版，1977 年被希思译入《意象—音乐—文本》。这一步是决定性的：它从一件装置艺术的组件，变成了一篇可以被列进课程大纲的论文。被收进选集的同时，它也被剥掉了原来的语境——没有凯奇的录音、没有可自行排序的活页、没有那只盒子，只剩七页正文。第八节这一段的教训值得单列：一条思想的载体被换掉时，它会同时获得传播力和一层假历史。它在英语世界普遍被记成 1968 年的作品，几乎全部源于这一次改换载体。〔仍在服役：文章本身；已失效：它作为多媒介实验组件的那一半意义。〕
第二段（1970s–1980s）：被接手，也被改写。接手第六步的三家——姚斯、伊瑟尔、费什——都把「读者」做成了可研究的对象，而做的方式各不相同：一个做成有历史的期待视野，一个做成文本结构安排的空白，一个做成有边界的解释共同体。三家都在同一处偏离了本条：它们都重新给出了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批人从时机上反驳——在女性、少数族裔、被殖民者刚刚开始有署名的时候宣告署名不再重要，这个宣告的效果与它的意图并不一致。〔仍在服役：这一段的反驳；本条的普遍形式在这一段已被撑破。〕
第三段（1990s–2000s）：进入常识，同时被读薄。「作者已死」成为一句可以在任何场合使用的口头禅，并在使用中被读成三个它并不主张的意思：一，作者不重要；二，怎么读都行；三，一切写作都是抄。第三个误读危害最大，因为它把一个关于意义来源的命题，换成了一个关于劳动的判断，而后者恰恰是本条无力处理的（第四节第二副脚手架）。同期，法律与市场朝相反方向走：保护期延长、署名的商业价值上升、作家个人品牌成为出版营销的核心。解读层与制度层的裂口在这一段拉到最大。〔仍在服役：口头禅；三个误读也仍在服役。〕
第四段（2019 至今）：账被重新算了一遍。大模型的出现，把这条命题里的每一个词都放到了一个它没有设想过的处境里。
第一件事发生在 2019 年前后（第 090 条）：可以大批量生成读得下去的文本之后，「写得像」不再是作者身份的证据。计算文体学那一族赖以运转的前提——文本特征是作者的指纹——在这里失效。这看起来像是本条的胜利：文本终于与人脱钩了。但要看清楚它脱钩的方式：不是意义不再需要一个来源，是来源变得不可查。这两件事在效果上很像，在结构上正相反。
第二件事是 2023 年前后的语料诉讼（第 093 条）。法院处理的问题恰恰是本条撤销过的那个问题：这些文本是谁的。判下来的结果是，合法获得的书用于训练属于合理使用，而把盗版副本留在库里不是；随后的和解按每部作品计价赔付。这一段把第四节那三副脚手架的分工彻底摆明了：解读层可以宣告作者已死，计价层照样一部一部地数书。而更要紧的一处是：法院能计量的是「被复制」，不能计量「被读进去」。一个作者的风格、句法习惯、结构手法被吸收进模型，这件事在现行框架里没有对应的科目。这正是本条命题的当代形态——只不过巴特是主张风格无主，而今天的作者是被告知风格无主。同一句话，说的人换了位置，意思就翻了个面。
第三件事是署名制度自己开始摇晃（第 094、097 条）。2024 年 1 月，九段理江以《東京都同情塔》获第 170 届芥川奖，在受奖会见上说全篇约百分之五直接使用了生成文本。这是评奖制度第一次当面处理「合著者是谁」。要点不在那个百分之五，在于这个数字无法被核验——它是自报的。一个不可核的比例数字成了文学事件本身，这恰好是本条第五节「未给读数」在制度层的重演：大家都感到需要一个读数，而没有人有分母。
〔第四段的服役状况：本条的拆那一半仍然锋利，甚至比 1967 年更锋利——今天确实有大量文本没有可查的来源。本条的立那一半（统一点落在读者）在这一段被架空了：当文本可以被无限生成时，读者不是变成了统一点，而是变成了被淹没的一方。它没有为「文本供给近乎无限」这个条件做过准备。〕
上面四段是它在欧美的流变。汉语这边的路线不一样，值得单列，因为本栏将来要用它来撞的多半是汉语材料。
它进入汉语批评的时间，大致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，与结构主义、接受美学、精神分析几乎同批涌入。这个「同批」本身就带来了第一重变形：在欧美，这几家是前后相继、互相反驳的关系——本条反的是新批评与文学史，接受美学接的是本条留下的空缺；到了汉语学界，它们被压缩在几年之内一起译进来，于是常常被并列使用，仿佛是同一套东西的几个侧面。第七节里指出的那处不兼容（本条要没有人说了算，解释共同体要共同体说了算），在汉语的引用实践里几乎从未被当作问题。
第二重变形来自当时的争论现场。八十年代中期汉语文学界正在争的是文学的主体性（本栏第 059 条）——把人从工具位置上解放出来，让作家、人物与读者都成为主体。而本条恰好是在同一时刻主张作者这个主体不是意义的根据。两件事方向相反，却在同一批文章里被同时引用、互相支援：一边用主体性论证作家要有自己的声音，一边用「作者已死」论证读解不必受作家限制。这不是引用者不细心，是两条命题被各取所需地拆用了——取本条的「不受限制」，不取它的「没有人说了算」。这一处是本栏在这一条上发现的最清楚的一次跨语境走样，值得单独立题。
第三重变形出现在九十年代之后，随着市场化。「作者已死」变成一句可以用来支持任何解读的通用许可，同期出现的口号「读者为王」把它彻底翻成了它的反面——第三节之二已经说过，本条撤的是王位，不是换人坐。而真正接管了裁决权的，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，是发行量、点击量与后来的推荐算法。这一步在欧美也发生了，但汉语这边发生得更快、更彻底，因为网络文学的平台化（第 073、088 条）比别处早了将近十年。
把上面四段加一段的流变收成三条可操作的用法。
一、用它的拆，不用它的立。拆的那一半（意义的统一点不在起点、追到底只是换一堆文本、给文本安上作者就是给解释发一张停下来的许可证）今天仍然锋利，而且比 1967 年更锋利。立的那一半（统一点落在读者）在文本供给近乎无限的条件下已经架空——读者不再是收拢线索的那个位置，而是被淹没的一方。引用时把两半分开，是本条今天唯一诚实的用法。
二、用它来问「谁在结账」，不用它来宣布不必结账。它最有生产力的一步不是那句末句，是第五步：指出批评给自己发了一张可以停下来的许可证。这个问法可以移到任何地方——一篇论文的解释停在哪、一次课堂讨论的判断停在哪、一个推荐系统的排序停在哪。问「这一次是在哪里停下来结的账」，比问「作者死没死」有用得多。
三、把它当判断来源，不当事实来源。第三节之三已经说清了理由：它自己取消了被核对的通道。凡是在碰撞中要用到「作者是现代的发明」这类史实断言，必须另找可核的来源（第四节里的杨格、《安妮法令》、朗松三处即为此备），不许直接引本条。
本条能供哪一格。位置＝显露 S。理由：它处理的是文本作为可读之物如何成形、以及这个成形凭什么被判定，而不处理写作过程中的取舍（那是差异序列），也不处理写作的处境条件（那是特征纠缠）。注意它是本栏 S 格里少见的强条——本栏一百条里 S 只有二十三条，而其中大半是技术性的（叙事参数、量化文体），像本条这样在 S 格上给出判断而非工具的，只有几条。选源时它的价值就在这里。
能供什么。一条边界极清晰的判断：意义的统一点不在起点。加上五处已经标定的失效边界。碰撞时它最有用的不是那个判断，是那五条边界——因为边界告诉你它在哪里会先断，而先断的地方通常就是新东西要长出来的地方。
不能供什么。读数。本条未给读数（第五节），也拿不出分母。三家碰撞时若把本条选作一家，另两家里至少要有一家能给带分母的读数，否则那一跑必定撞不动。这是本条最重要的选源约束。
还有一个前置条件（由九之二的试撞补出）。本条能供的判断只在「来源痕迹浓度足够高」的材料上成立；在低浓度材料——大规模生成文本、深度编辑的类型化生产——上选它作 S 家，那一跑会在找推翻材料这一步就塌。选源时先看材料，再看它。
正撞（共有前提，撞了会出回声，避开或必须先做划界）
· 第 015 条 意图谬误——共有前提：作者意图不是意义的根据。两条一起选，等于把同一句话说两遍。
· 第 040 条 作者功能——同年代、同题域、覆盖本条的失效材料。本栏最危险的一对，同一跑里不可同时选，除非明写划界。
· 第 045 条 互文性——共有「引文的编织」那半句。可同选，但必须先把「描述」与「判决」分开。
零划界（从未交手，撞起来最有产出）
· 第 073 条 按章计费（E 格）。一条说意义的统一点不在起点，一条说生产制度直接改写形式特征。把两条放在「日更连载的章末悬念是谁的意思」这个问题上，本条会先断——因为在按章计费的连载里，形式特征的来源是可查的、可计量的（留存率、订阅曲线），起点不但存在，还带分母。这一撞的产出不是判本条错，是逼出一个新问题：当起点变得可计量时，「统一点在终点」这个说法还剩什么。
· 第 093 条 语料的法权（E 格）。见第八节。两条在「风格被吸收」这一点上正面相对：一条主张风格本无主，一条要为风格的被取用定价。共有的那个前提是二者都没说出口的：风格可以脱离作品被辨认出来。这个共有前提是本次辨读里发现的最值得单独立题的东西。
· 第 068 条 认知叙事学（D 格）。本条说读者是一个不带历史的汇合位置，认知叙事学说读者用脚本与心理模型建构故事、且这个过程可用实验接近。三家跑的最佳第三家候选：它能给带分母的读数（反应时、眼动、回忆正确率），正好补上本条的缺口。
· 第 099 条 人写的部分往深处退（D 格）。当机器可批量生产时，人写的部分向压抑与幽微处退——这等于在文本层重新造出了一个可辨认的起点。本条在这里第二次先断。
推荐的一跑（三维度型，位置互不重叠）。S＝本条（039 作者之死）× D＝第 068 条（认知叙事学）× E＝第 093 条（语料的法权）。题：当一段文字的来源不可查时，它还能不能被读出意思？三家分别锁一格：本条锁显露（意义的统一点在哪），068 锁差异序列（读的过程里发生了什么，且给读数），093 锁特征纠缠（这段文字是在什么权属条件下到达读者的）。三家都不是文学理论内部的同源物，且其中一家能给分母——满足选源的两条硬约束。
与站内的接口。本条与母站《SDE 本体论》系列里处理「谁在承担」的那一族存在正面相邻，尤其是关于承担者字段缺位的那几篇：它们问的是一件事被做出来之后谁在名下，本条问的是一段文字被读出来之后谁说了算。共有前提是「位置可以空着」，而两边对空着之后会发生什么给出了相反的答案。要做站内碰撞，从这处共有前提切入。
接口写在纸上是一回事，撞得动是另一回事。这里把第九节推荐的那一跑走一小段，作为本栏第一条正文的实测——也是为了让后面九十九条知道：接口这一节不是装饰，是要能被兑现的。
题：当一段文字的来源不可查时，它还能不能被读出意思？
三家：S＝本条（039 作者之死）｜D＝第 068 条（认知叙事学）｜E＝第 093 条（语料的法权）。三家分属三格，且互不同源：一家是法国文学理论，一家是英美实验心理学与叙事研究，一家是美国版权诉讼。
第一步，各家先各自答一遍。
本条答：能。意义的统一点本来就不在起点，来源可不可查与读不读得出意思，是两件事。
068 答：能，而且可以测——读者会自动构建一个说话者模型，即使没有任何来源信息；这个构建过程有反应时、有回忆偏差、有可复算的读数。
093 答：不能不管。来源不可查时，被吸收进去的东西仍然有主，只是现行的计量科目里没有它的位置。
第二步，找共有前提。三家都没说出口、却都必须先假定的那一条是：一段文字里可以辨认出「谁在说话」的痕迹。本条假定它可以被撤销（撤销之后仍有意义），068 假定它可以被读者构建出来（且可测），093 假定它可以被从模型的输出里辨认出来（否则风格被吸收无从主张）。三家全靠这一条站着，而三家谁也没有检验过它。
第三步，找推翻材料。本栏第 090 条（写得像不再是证据）正是这条共有前提的反例：当文本可以被大批量生成时，文体特征不再稳定地指向一个来源。这条推翻材料同时打三家：本条失去了它要撤销的那个东西（撤销一个本来就不在的位置，不构成主张）；068 的读者模型仍会被构建，但构建出来的那个说话者不对应任何东西——构建照旧发生，指向却落空；093 失去了它的计量对象——如果风格的痕迹不可辨，被吸收这件事就无从取证。
第四步，看谁先断。三家里最先断的是本条。理由：另两家在共有前提被推翻后仍有剩余业务（068 仍可测构建过程本身，093 仍可计量复制这一层），而本条的全部主张都建立在「有一个作者位置在那里可以被撤销」之上。位置不在了，它连撤销这个动作都做不了。这与第八节末尾那句判断一致，但这一次是从三家的分工里推出来的，不是从它自己的历史里读出来的。
第五步，看断口露出什么。先断的那一条把问题的形状露了出来：过去六十年，「作者」这个词一直被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来讨论——保留它还是撤销它。而这一跑显出，真正在起作用的不是这个位置在不在，是「说话者的痕迹可不可辨」这件更底下的事。作者在不在，是那件事的一个结果，不是它的原因。
顺着这个断口，可以摸到一个此前三家都没有的落点：一段文字里可被辨认的来源痕迹，是一种会耗尽的东西。它在手写、在个人风格强烈的写作里浓度高；在编辑深度介入、在类型化生产、在按章计费的连载里浓度下降；在大规模生成的文本里趋近于零。而三家各自的主张，其实都只在某一段浓度区间里成立——本条要求它足够高（高到值得撤销），093 要求它高到可取证，068 则在任何浓度下都仍然测得到读者的构建动作（因为那是读者这一端的事）。
这一跑的读数候选：「来源痕迹浓度」——分子是可被独立标注者一致指认为出自同一来源的文本片段数，分母是被标注的片段总数。它有分母，可复算，且三家的适用域可以在同一根轴上排开。本栏把这个落点记在这里，不在这一条里展开：它属于将来的碰撞产物，不属于对巴特这一条的辨读。把它写下来是为了留下痕迹——本条第五节说自己「未给读数」，而这一跑指出，它欠的那个读数可能不在它自己身上，在它与另两家的中间。
试撞的结论，回头改本条的哪一处。一处：第九节原来写「本条能供的是位置与判断」。试撞之后要补一句——本条能供的判断有一个前置条件，即来源痕迹浓度足够高；在低浓度材料上选它作 S 家，那一跑会在第三步就塌。这句已补在第九节的「不能供什么」之后。
本节独立成表，不并进正文。年份、卷期与页码逐条可核；查不实的一律改写或换源，不硬凑。
1. Roland Barthes, “The Death of the Author,” Aspen no. 5–6 (1967)．首次公开发表，英译活页，收在第 5–6 期（极简主义专号，布莱恩·奥多尔蒂编）的盒装刊物内。本条年份即据此定为 1967。
2. Roland Barthes, «La mort de l’auteur», Manteia no. 5 (1968): 12–17．法文首刊。
3. Roland Barthes, “The Death of the Author,” in Image – Music – Text, ed. and trans. Stephen Heath (London: Fontana, 1977), 142–48．通行英译本，本条第三节的辨读依此本次序。
4. John Logie, “1967: The Birth of ‘The Death of the Author’,” College English 75.5 (2013)．考订首刊年份并论证「记成 1968」如何给这篇文章加上了一层与五月风暴有关的假历史。第一节与第八节第一段依此。
5. Michel Foucault, «Qu’est-ce qu’un auteur ?»,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63.3 (1969): 73–104．1969 年 2 月 22 日在法国哲学会的报告。本栏第 040 条正条。
6. Edward Young, Conjectures on Original Composition (London, 1759)．第四节第一副脚手架的材料出处。
7. Statute of Anne, 8 Anne c. 21 (1710)．第四节第二副脚手架的材料出处：第一部把复制权授予作者的成文法。
8. Gustave Lanson,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(1894) 及其方法论文章．第四节第三副脚手架。此条只做方法史定位，不引具体页码——朗松方法的经典表述散在多处，无法指到单一页，故不给页码而非硬凑。
9. Bartz v. Anthropic PBC（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）．2025 年 6 月简易判决：合法取得的书用于训练构成合理使用，盗版副本的下载与留存不属于合理使用；2026 年 7 月 20 日，马丁内斯-奥尔金法官对集体和解作出终局批准，和解金 15 亿美元，涉约 50 万部作品、每部约 3,000 美元。第八节第四段与第 093 条依此。
10. 九段理江《東京都同情塔》，第 170 回芥川賞（2024 年 1 月）．作者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受奖会见上表示，全篇约 5% 直接使用了生成文本。第八节与第 094 条依此。
两处未做实核，据实标出。其一，第六节第一处所述的署名效应，本条给的是这一族证据的方向性结论，未逐项核对具体实验的样本量与效应量；要在碰撞中把它当作推翻材料使用，须先补这一步。其二，第八节第三段所说「解读层与制度层的裂口在 1990s–2000s 拉到最大」是一个判断，不是一个读数——本栏没有相应的可核指标（第五节候选二的封顶率若真做出来，正可用于检验这句话）。标出来是为了不让下一个人把它当成已经核过的事实。